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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君王有意诛骄虏（第7页）

因为他与王安石其实并没有什么深厚的交情，相反，两人在很多时候，还是政治上的对手。

他不知道他为何如此反常。

是因为他觉得如王安石这样的人物，不应该有这样平凡得到极点的死法？

不，石越心里知道，这样的死去，对于王安石来说，是一种奢侈。

那么，石越能够给自己找到的理由，便只有一个了。

便如担心萧佑丹死去辽国会失去控制一样，他也直觉的意识到，王安石一死，新党也会失去控制。

不管这是不是真正的理由，石越让自己接受了这个解释。

判太原府吕惠卿，已经在河东路那个“穷乡僻壤”呆了整整八年。王安石曾经希望将他调到一个好点的地方，但被司马光一口拒绝——能够符合吕惠卿的身份，离汴京又够远，还要偏僻穷困，同时还能保证吕惠卿生不了什么事，这样的地方，也只有太原府——这是石越心知肚明的。如吕惠卿这样的人，丢在边境，他能立军功，赶到南方，他能剿蛮夷，若在江淮，他能把地方治理到你不注意他的政绩都不行的程度。若给了他这样的机会，到时候顾念旧情的王安石再说说情，司马光和石越那才是真不好回绝——既然是合作，总不能老顾念旧嫌，但这个旧嫌，却又的的确确是拔不掉的心头刺。

石越心里清楚，他相信司马光也肯定知道，这八年，吕惠卿把太原治理得井井有条。换了别人，早就美誉如潮，荐章迭上，召到京师重用了——事实上，太原府也已经接连有两任通判考绩卓异升迁了。这是司马光用另一种方法宣称，太原府的政绩，是那两位通判的，建国公只是在太原府养老的。

可惜的是，吕惠卿自己却未必甘心在太原养老。

蒲宗孟、曾孝宽这些新党名臣一个接一个的去逝，章惇、曾布们又俨然与新党分清了界限，如今朝廷中，被人视为新党，而自己也承认是新党的宰臣，实际只有枢密副使许将一人而已。

但许将的个人魅力，完全无法与吕惠卿相提并论。而在“和衷共济”的大策下，被调任回本土担任江南西路转运使的另一位新党名臣蔡确，因为长期在海外，回国后又没能进入中枢，影响力也非昔日可比……

因此，石越的担心绝非是空穴来风——如若王安石一死，新党中的一些官员转而支持吕惠卿，那么绍圣以来的局面，就将不复存在。

虽然从表面上看来，新党掀不起什么大风浪，在高太后垂帘的情况下，两府六部学士院各寺监的主官中，新党可以说屈指可数，几乎已经完全无法影响朝廷的决策。但石越心里却是清楚实情的——这七年来，所谓的“新党”的势力，并没有削弱、分崩离析，反而渐趋稳固，隐隐的更象是一个真正的政党了。

首先是做为对王安石的妥协，这七年中，凡是王安石举荐的人，绝大部分都得到了相应的任命，如今大宋朝，至少有二到三成的知州、知县，是属于新党阵营，或者同情、支持新党的政策的；这个比例在路一级的官员中，也占到二成左右，而在朝中，侍郎、少卿以下，这个比例至少也有两成。

而这个所谓的“新党”，还只是指你几乎可以将他们毫无疑问的视为“新党”，在政治上绝对支持王安石的人。但自绍圣以来，有许多人，连石越也分不清他们是不是“新党”。

从韩维、韩忠彦这样的顾命之臣，到章惇、李清臣、曾布、张商英们，还有地方上如陈元凤这些人……这些人究竟是不是“新党”，完全只在于你对“新党”的定义是什么。

若认为“新党”只是隶属于王安石个人的政治势力，那么这些人都可以从“新党”中排除。但若以一定之政治主张来定义“新党”，那么这些人仍然可以算是不折不扣的“新党”。甚至如曾布、张商英，石越虽然可以确定他们算是自己这一派的，但是若论他们的主张，仍然是新党的。

石越暗地里分析过绍圣以来，经过改变的新党的政治主张。

在石越看来，如今的新党，他们的政策主张其实是以“富国强兵”为基础，鼓吹继续变法。他们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强调由官府直接管理大量经济部门，主动对经济进行调节，以谋求在不增加赋税的同时，让国库丰裕。在这方面，他们还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目的论，以国库是否丰裕为主要是非标准。除此以外，他们还普遍主张进一步改革役法，坚持推行免役；要求提高吏的待遇，增加政府雇佣，让政府承担更多的义务；赞同以激烈手段铲除如宗室、冗官等特权阶层，反对荫官等等。而在军事与外交上，绍圣新党几乎全部持扩张与强硬政策，甚至他们经济政策之目的，就是训练精兵，对外扩张。但他们的目的论色彩太强烈了，以至于在这方面并没有清晰的政策，有时候反而自相矛盾——他们既支持现有之兵役制，同时又仍然鼓吹恢复全民皆兵的古制……

从本质上来说，绍圣新党与熙宁新党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他们明智的摒弃了一些已经证明不成功的东西而已。而这让绍圣新党更加具有吸引力——人们是善忘的，既然熙宁王安石与吕惠卿的变法并没有造成真正严重的后果，那么所有的过错，很容易就被遗忘，甚至被巧言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