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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第2页）

皇甫氏与司家一样，都是随着大蘅国建国一路走来的，而皇甫良祯的父亲皇甫琅舒却在年轻时决定弃文从武。这在当时很多人看来，都是很不可思议的事。皇甫氏历代皆是文臣，皇甫琅舒却竟要去做武将，且当时的大蘅国国势安稳，尽管边疆偶受异族侵扰，但百余年前仁宗帝收回兵权，并对军制进行了改制以此巩固统治权，此后的朝臣都有共识，大蘅国的重心在政治经济与文化而不在军事。在此等轻武的情势下，皇甫琅舒弃文从武绝非明智的决定。

但后来，司老尚书却一再向先帝提出大蘅国应当文治武功，而非再继续忽略军事发展。

对于司老尚书的观点，皇甫琅舒是支持的。当时先帝为了平衡朝中势力，又因皇甫氏历代都是辅佐君王的良臣，故而破格将皇甫琅舒封为了一品军侯。但，不过是个虚名，实际上，皇甫琅舒手中并无任何实权。只是皇甫琅舒与司老尚书一样，很早以前就察觉到了皇权过于集中的弊端。

军队一半屯驻在京城，一半戍守各地，且所有兵将皆要轮流到外地或边境戍守，调兵权与领兵权分离，各自独立又相互制约，如此一来，兵无常帅而帅无常师，统军者在士兵中没有声望，没有声望也无军心可言，军权彻底服膺于皇权。

大蘅国数年的经济与文化的确发展迅速，然冗官与冗兵的情况也日益加重，在其位不能谋其职，京城就京城近邻繁荣，离京城越远的县府则越来越贫穷落后，若长此以往的放任下去，将会积贫积弱，国势衰退。

司家倒下后，朝堂上的群臣也越发的谨言慎行，朝堂关系是一张复杂的网，即便司老尚书未曾结党，在司家倒下前，依旧有许多愿意追随司老尚书的文臣，然而司家的结局惨烈，之后翰林学士一党壮大；明面上翰林学士当时又属于太子党，其余的大臣则是分属二皇子与四皇子的党系，这其中难免也有墙草头，看哪边势头好就为哪边做事，他们不主动讨好，只看情势，且事事都留有一手为自己备好退路，这样的人并不在少数；至于剩余的多是曾与司老尚书有所往来，由始至终都并未加入党争保持中立的文臣，又或是在朝堂中已无说话余地的武将。

先帝当时对皇甫氏的忌惮其实并未太重，但皇甫琅舒几次三番提及文治武功的谏言，惹得先帝十分不快。石槐当时也不过三十来岁，自然不到尚书这样的高位，但石家当时，其实是依附着皇甫氏的。

石家的根基太浅，算起来不过两辈为官，自然要寻一根基深的依附。石槐的父亲倒是个良臣，为人清廉，故而入了皇甫琅舒之父的眼，两家也算有所往来。然而石槐的野心远比其父要大，也并不想在朝为官却两袖清风，故而入朝堂后，一直在默默寻找机会，另寻党系攀附。可石家依附皇甫氏，在朝中人皆知，石槐即便是有心投诚，也难被接纳。

外使一事发生时，皇甫琅舒曾多次为司老尚书与司家说话，先帝当时便对皇甫琅舒极为不满，但司家刚倒，总不能马上又动皇甫氏，否则难免寒了老臣的心，故而先帝当时仅口头训斥了皇甫琅舒，并未降罚。

但石槐不愿再耗下去，当时皇甫氏有一名年纪较轻却脾气火爆的子弟，石槐当时得到线报，太子党那边查到了一个戏曲班子花旦的真实身份其实是探子，于是在那名皇甫氏子弟去喝酒听曲时，石槐故意使人去跟他起冲突，混乱中那名花旦被杀，最后查出来竟是被那皇甫氏子弟误杀的。这自然是栽赃，可当时情况混乱，加上那名皇甫氏子弟喝了酒，自己都记不清更说不清。当时东厂侍卫被派去上门拿人，竟还在皇甫氏府上搜出了伪造的兵符。与此同时，早朝上皇甫琅舒再次出言冲撞了先帝，还一再提到司家与司老尚书，先帝大怒，再闻皇甫氏子弟杀人及伪造兵符之事，当即便下令落狱满门问斩。

石槐藉由此事向太子党投诚，虽也因此事而将父亲气得一病不起，但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此后便是步步高升，直到楚岳磊登基，他官至户部尚书。

他本来以为，皇甫氏与司家一样，早已轰然坍塌，司渊渟纵使高居掌印太监与东厂提督之位，但一介宦官无法为司家留后便谈不上复兴，而皇甫氏更是不可能有遗孤。

然而怎么都没想到，皇甫良祯竟还活着，竟还成了司渊渟的爪牙。

司渊渟与皇甫良祯，司家与皇甫氏，他几乎是一瞬间就明白了过来，只怕这两人这么多年来都是在忍辱负重，等待着向他们这些陷害忠烈的人报仇。

石槐在地上跪得端正，看着司渊渟与楚岳峙面上也没有一丝慌乱或恐惧，反而显得镇定自若，道：“老臣一向喜爱搜集奇珍异宝，这一对纯金核桃也是不久前才得到。”

“石尚书，你为何会被请来东厂，想必自己心知肚明，本王只是好奇，你得到的那些不义之财不知沾了多少人的血泪甚至是人命，你夜里睡觉时，真的不会良心不安么？”楚岳峙也是没想到，在他和司渊渟面前这石槐竟能如此面不改色的回答出这样不知耻的话。